Science热评：基因组编辑不是体外受精

“他似乎对人们对其成果产生的消极反应感到惊讶，”CRISPR技术创始人之一Jennifer Doudna说。

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Alta Charo表示，贺建奎似乎“非常真诚”地设计了那些不会再像他们父亲一样受到艾滋病病毒困扰和耻辱的婴儿。他也相信自己已经遵守了所谓生殖系编辑的道德准则——在早期胚胎，精子或卵细胞中创造了可遗传的改变。

“而且他谈到了IVF（体外受精）之父Robert Edward，他认为Edward是一个英雄，是一个突破规范的打破者，一个扰乱者，他希望能模仿他。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不少科学家认为，历史不会像认可Edward一样认可他，Edward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位研究人员肯定是一个破坏者。贺建奎的主张引发了人们普遍呼吁建立机制，阻止他人再进行生殖系编辑，直到国际上一致认可CRISPR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医疗需求。

而且贺建奎的行为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我希望这一非常不幸的事件不会让整个基因编辑领域笼上一层阴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Francis Collins说，“我认为这完全是失去理智的。”

现在，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政府官员正在试图了解他如何以及为何进行这项实验，是否实现了他所声称的有限成功，以及婴儿是否健康。

在峰会上匆匆安排的长达一小时的会议中，贺建奎报告说，在其中一对双胞胎中，他的团队成功地突变了CCR5基因的两个拷贝。会上他的一些幻灯片太密集了，大家无法立即消化这些信息。但后来的分析令不少研究人员指出，两名女孩至少有一个正常的CCR5基因，这意味着她们完全可能染上艾滋病病毒。更重要的是，他尚未检测HIV是否可以感染从婴儿身上采集的细胞。

贺建奎表示他的团队有一个长期跟踪双胞胎健康状况的计划，但他没有解释资助方。为了安慰参会人员，贺建奎确实也提供了一些数据，表明CRISPR没有在婴儿的基因组中发生不必要的“脱靶”切割，这是基因组编辑中的一个关键安全问题。同时他也透露，有怀有基因编辑婴儿的第二名妇女。贺建奎说，一篇关于这对双胞胎的论文正在被同行评审期刊审核，但已被劝阻不会将其作为预印本发布。

在此次峰会结束时，来自八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小组得出的结论认为，贺建奎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违反了国际规范和道德标准，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医学理由，缺乏透明度。

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一声明并没有严格要求停止此类编辑，而是要求“这种试验要有严格，负责任的转化途径。”会议组织者指出，生殖系编辑需要“严格的独立监督”，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些学者回忆了生物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出现时的反应，当时这种反应引发了DNA工程离开实验室。而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在1975年著名的Asilomar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该领域已经找到了控制重组DNA技术使用的方法。 “我们从来不是任何国际权威，但我们得到了国际协议。”

在美国，NIH建立了一个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ecombinant DNA Advisory Committee，RAC）来监督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相关工作。

宾州大学基因治疗项目负责人James Wilson表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可以作为这场有争议研究的监督部门。但是他指出，该机构将不得不放弃其许多保密限制，允许公开讨论提案。

目前，FDA甚至不允许审查人类生殖系系编辑实验。“它在美国被禁止，”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George Daley说。

Doudna强调说，需要立即做出反应。“我希望在一个月内能看到来自几个国家的国家科学院提出一套准则草案，这些草案将以某种方式与RAC类似的机构联系起来”。Daley表示同意，他说：“我们必须在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之间达成某种普遍协议。”

目前还不清楚贺建奎是否愿意与任何监督机构进行磋商。一些研究人员说，贺建奎与他们探讨了植入编辑过的人类胚胎的这个想法。 Porteus说，“我花了45分钟告诉他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需要立即停下来与更多的人交谈。”

斯坦福大学的医生和伦理学家William Hurlbut说：“如果我之前有意识到他会尝试这样做，我会与他组织会议，让他停下来，”Hurlbut此前曾几次与贺建奎会面，并定期与他通信。

Collins，Doudna和其他许多人表示，他们很难想象任何遗传疾病，现在甚至应该考虑到进行生殖系编辑了。Collins指出，担心疾病突变遗传的夫妇可以使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研究人员可以筛查IVF胚胎并仅植入没有突变的胚胎。虽然有些情况下父母都有两个疾病基因拷贝，并且肯定会将其传递给所有胚胎，但这极为罕见。

Daley对此并不同意，他们反驳说PGD无法确保100％的筛查。他说，“仅仅罕见并不就说明了不需要进行医疗支持。”

在谈到贺建奎的时候，不少科学家都会提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血液学家Martin Cline的案例，Cline于1980年在其他国家开展了基因治疗研究，没有等待他自己机构批的准究。在媒体密切关注之后，Cline辞去了学校血液肿瘤科主任的职务，并失去了几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我很遗憾地说，由于疏忽，我实验的结果让这一领域退后了几年，”Cline说，他目前已经退休。他认为自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失去了我所爱的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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